2021年4月1日晚，受中国人民大学未来法治研究院邀请，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Heather Gerken与我院师生开展线上学术交流，进行了一场以“数据与民主：美国选举制度反思”为主题的讲座。

此次讲座Heather Gerken教授以2000年美国佛罗里达州和2004年俄亥俄州在美国选举中面临的问题为切入点，从数据与民主的视角出发，探讨如何通过数据改善美国选举制度从而更好地体现民主，并提出了美国各州民主指数（democracy index）的概念。主讲人Heather Gerken教授长期以来关注美国选举制度，在数据与民主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出席此次讲座的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石静霞、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郑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张吉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丁晓东、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晗、北京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左亦鲁，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朱颖。

在讲座前，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兼法学院院长、书记王轶教授致辞。王轶教授表示，耶鲁大学法学院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建立了良好的学术交流环境。Robert Post教授曾在去年做过“数据隐私与尊严隐私”的讲座，张泰苏教授曾多次在人民大学法学院进行法律史、财产权问题的讲座。去年，Gerken院长又以线上视频的方式参加第三届“21世纪世界百所著名大学法学院院长论坛”，祝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成立七十周年。他对Heather Gerken院长的此次在线讲座表示热烈欢迎，并欢迎Gerken院长在未来合适的时间访问中国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宪法学会会长韩大元教授转达了对Heather Gerken教授的问候。

主题演讲环节

讲座以Heather Gerken教授的主题演讲为起点。她首先指出在2000年美国选举过程中佛罗里达州的选票面临着争议，而同样的情况在2004年俄亥俄州上演。Gerken教授提出，在2000年代初选举的问题已经出现，但并没有思考如何对选举制度进行改革，因此Gerken教授称之为“从此到彼”（here to there）问题。Gerken教授认为，制度难以改革的主要因素有两点，第一点是党派主义（partisanship），而第二点是地方主义（localism）。首先关于党派主义，Gerken教授解释到，美国很多选举由党派官员进行管理，因此在选举当中党派官员关心的是自己的党派是否获胜，而过少关注选举制度。其次是地方主义，地方主义使得选举中的投资变得困难。官员将有限的预算进行规划的过程中，会将预算投入到选民可以看到的地方，因此即使选举系统存在不足，也不会对此进行升级。

Gerken教授致力于推进美国各州的民主指数（democracy index），以改革美国的选举制度。在没有民主指数前，选民对于选举制度的好坏并没有一个衡量的标准，没有人告诉选民什么是最好的登记制度，没有人告诉选民哪种登记方法更好，而美国各州的民主指数的出现，简单地帮助选民看到了选举制度的问题。通过设置各州的民主指数，对各州进行排名（ranking），鼓励各州官员相互竞争，从而设计最好的制度。

Gerken教授指出，美国各州的民主指数在实行过程中发挥了以下的作用，首先是为党派官员创造了改变的动力，其次是克服了地方主义的问题，最后是对于何为有效与无效有了更好的认识。美国各州的民主指数作为一种利用激励机制的模式，使得选举制度从不可视化走向了可视化（invisible to visible），各州的民主指数虽然并不能解决美国整个选举制度的问题，但可帮助建立激励机制，对美国选举制度进行修复。

点评与问答环节

随后，讲座进入了点评与问答环节。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石静霞首先对Heather Gerken教授的演讲表示感谢，其后石静霞教授针对演讲发表了自己的观点。石静霞教授认为，我们的社会正在经历从商品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而在当今社会，数据作为生产的原材料，带动了经济的发展，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包括选举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石静霞教授认为，在中美关于数据上存在一些共同的问题。其中关于算法推荐引擎和社交媒体致力于帮助用户找到最相关的信息，实际上不一定是正确的，但是它通过媒体产品获得了人们的注意力。大量的个人数据被挖掘出来，从而使得算法发挥了作用。这些结合起来，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现代媒体是否构成了一个重塑人们意见的工具。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郑戈认为，用数据将隐而不彰的制度缺陷用一目了然的分值呈现出来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就像Lon Fuller在20世纪60年代在耶鲁做的Storr讲座中所说的那样，如果将不公正的事情公之于众，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将自动消失，因为人们有关于对错的共享常识。因此，将看不见的东西变得看得见，听起来似乎很简单，但对于完善我们的制度非常重要。郑戈教授进一步指出，Gerken教授所做的美国各州的民主指数并非基于大数据，而是用传统的问卷调查和电话访谈等方式进行点对点的数据收集，他提出一个问题：Gerken教授调查并得出美国各州的民主指数的过程中，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现代数字技术有没有起到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未来法治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吉豫表示，Gerken教授的工作很有影响力，近年来中国也在探索利用科技支撑对中国法治状况的评估。经过Gerken教授的演讲，张吉豫副教授认为，完善评估方法非常重要，但另一方面，如何使得评价结果真正有影响力，这是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有时学术界的学者认为排名本身可能不是可靠的方法，因为它会大大降低复杂的、多维度的问题，最后可能导致问题仅仅投射到单一的维度上，从而忽略太多细节。但在Gerken教授的演讲后，张吉豫副教授认为可能正是因为这是一个简单的方法，所以会非常有效，让大家主动地关注指标，然后去改进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排名可能确实是重要且方便的方式来实现我们的目标，比如说我们想改善公司内部的自我管理，或者一些互联网平台的知识产权保护，或许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方法来建立一个指数排名，每年都有一个名单，鼓励他们有更多的动力去提高自我管理。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晗就此次演讲提出了两点看法。第一，Gerken教授对于评价和改进美国的选举制度相当关键，因为发明一种指数和标准，来评价抽象理念付诸实践的程度是相当困难的，就像评价学者的学术水平一样。第二，对于利用宏观数据指标进行评价的同时，是否会考虑到微观数据（micro data）的使用，例如人们的日常行为记录。此外，对于科技巨头、互联网超级平台对数据的控制，这部分的力量如何影响美国的选举，期待进一步的研究。

北京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左亦鲁在Gerken教授演讲后，对其演讲和书籍表示赞赏，认为耶鲁法学院院长对改进美国选举却提出了一个类似US News法学院排名的解决方案十分有趣。他认为，在思考修复美国民主的过程当中，Gerken教授专注于解决“从此到彼”（here to there）和助推的问题，而她在耶鲁法学院的同事Bruce Ackerman、Jack Balkin等学者则是更多地通过深层理论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问题，关注的是问题的根源。例如Balkin出版的《The Cycles of Constitutional Time》中对此进行了阐述和分析，他向Gerken教授提出，Balkin教授书中提出的一些有关政治两极分化的结论与Gerken教授的党派主义的结论较为相近，如何看待Balkin教授的观点，民主指数能否解决或者减轻美国民主或者宪政的深层问题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朱颖在演讲后，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把美国各州的民主和环保进行比较。她认为，美国各州的民主与环境质量相比，是一个比较主观的概念，用数据来评估一个国家的空气质量、水质等情况可能比较容易，但由于美国各州的民主比较主观，要找到一个而统一的标准来评估所有州的民主可能比较困难，因此如何找到一个统一的标准或者是几个因素来考虑美国各州的民主指数。第二个问题是美国各州的民主指数的灵活性究竟有多大。我们目前所处的社会发展非常快，科技、社会价值观、全球化等方面正在快速发展，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美国各州的民主指数是否足够灵活来应对社会发展。

在点评与提问后，Gerken教授针对部分问题作出了回应，关于社交媒体对美国选民的影响，以及人们对真相的理解的问题，这是当下最重要的问题，因为社交媒体在公共领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社交媒体通过利用人们的冲动，让公众点击进去阅读，而非证实他们的新闻故事，不仅导致公众走向不真实，甚至可能导致公众两极分化，以致于我们甚至无法倾听彼此的声音。另一个是关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问题，如何能够将其运用到指数中，其中的难题是关于简单性（simplicity）和概括性（generality）的权衡，越简单越有可能有效的，但也越有可能不透露全部真相。美国选民需要简单的东西，如果想要让指数有影响力，对于美国选民而言一个排名（ranking）已经足够，但是对于学者而言，一个排名过度简化（oversimplify），他们希望事情是复杂的，因为他们想观察到其中所有内容。另外一个问题是关于不同指数之间的权衡问题，有些指数会表明它是如何运作的，运用了哪些数据，如何加权等，但有些指数并不会披露信息，正如人工智能做选择的过程中，是在黑匣子（black box）中运作的，我们并不知道它是如何作出选择的。数据的简单性和透明性（transparency）之间也需要进行权衡。如果政策制定者希望公众对如何更好地运作政策提供建议和批评，那么政策制定者需要披露相应的信息，否则就无法获得公众的反馈。

最后，在经历了一个半小时的主讲与讨论后，主持本次讲座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未来法治研究院副院长丁晓东对会议内容进行简单总结，宣布此次讲座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