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nthia Estlund教授 自动化与工作减少的未来：欢迎还是担忧?——“新就业形态”的规范与发展前沿论坛顺利举办

Cynthia Estlund

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

2020年12月3日晚，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社会法教研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未来法治研究院主办的“自动化与工作减少的未来：欢迎还是担忧?（Automation and a Future of Less Work: Welcome or Worrisome?）——‘新就业形态’的规范与发展前沿论坛”通过线上会议的方式成功举办。本次论坛是2020年秋季系列讲座暨庆祝人大法学院建院70周年第六讲。

本次论坛邀请到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Cynthia Estlund做主题报告；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所所长、社会法教研中心主任林嘉作为致辞嘉宾出席会议；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张吉豫、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沈建峰、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副教授李凌云、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天玉、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班小辉、辽宁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汤闳淼、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讲师丁雯雯、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后陈靖远、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讲师于汇、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后潘羿嘉作为与谈嘉宾出席会议；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丁晓东担任主持人。

本次研讨会共吸引全国各地150余名高校师生、同仁参加。

欢迎致辞环节

林嘉教授首先代表人大法学院和社会法教研中心对Estlund教授出席讲座表示真挚的欢迎和感谢，并对出席今晚讲座的与谈嘉宾、来自国内各高校的师生表示衷心的欢迎。

林嘉教授谈到，Estlund教授是一位对中国劳动法十分感兴趣的学者，并出版了大量以中国劳动法为主题的学术成果，向西方国家传播了中国劳动法的精神与理念。2015年，林嘉教授到纽约大学法学院拜访Estlund教授，Estlund教授向林嘉教授询问了许多关于中国劳动法的问题，由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Estlund教授出版关于中国劳动力状况的著作后，她对美国和中国因自动化而失去工作的现象产生了兴趣。面对自动化对就业带来的未来影响，她在自己最新研究中提出了应对策略和改革道路。

林嘉教授提到，当前中国学者对零工经济和平台从业者的法律地位关注较多，但对工作场所的自动化现象关注较少。因此，她相信Estlund教授今晚的讲座将会对极大地启发和鼓舞在场师生。这会鼓励更多的中国学者和学生开始关注自动化给就业带来的风险。将来，中美学者可能有机会在这个问题上进行合作研究。

最后，林嘉教授预祝讲座圆满举行！希望疫情能够尽快结束，Estlund教授可以亲自来到人大法学院，与老师同学开展交流。

主题演讲环节

首先，Cynthia Estlund教授通过列举自动化替代人类劳动的一系列现实例证：

Uber开始推动利用自动驾驶技术取代司机。美国大约有500万司机，其中200万到400万人可能被自动驾驶汽车取代。妨碍自动驾驶技术普及部分原因是安全问题。然而，一些研究表明在许多情况下自动驾驶汽车已经比人工驾驶汽车更安全。例如，2019年底，特斯拉报告称司机在未开启“自动驾驶仪”的情况下，每百万英里发生的事故是开启“自动驾驶仪”时的近两倍。虽然仍存在自动驾驶技术和监管方面的障碍，但自动驾驶技术的普及与由此导致的失业只是时间问题。

富士康将用机器人替代全部工人。苹果代工厂富士康试图用自动化代替人类劳动意味着机器人正大举进军制造业。制造业未来可能存在于“黑暗工厂”中，那里的工人非常少以至于“你可以关掉灯，把这个地方留给机器。”“熄灯制造”——消除了人类工人在生物、心理、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挑战和限制——这是工业幻想家们长期以来的梦想，现在正逐渐成为现实。

护理行业中机器人广泛使用的可能性。首先，机器人可以帮助人类做一些繁重的搬运工作，比如洗澡时对体力要求很高的搬运工作。其次，在亲密的身体接触中，机器人护理相较人类，被护理人对个人隐私和尊严受侵犯的感受可能不那么强烈。最后，在陪伴和情感支持方面，机器人模拟人类善良和同理心的能力也在飞速发展。许多国家出生率的下降导致了劳动力短缺与人口老龄化加剧。比如，日本作为一个长期以来劳动力短缺的老龄化社会，机器人可能会广泛接管护理工作，其价格甚至比低薪的护理工作者还要低廉。

律师的一系列工作可能被自动化取代。目前，律师的大部分工作，包括起草合同、尽职调查、法律研究和写作、谈判交易等暂时可能不会受到自动化的影响。然而，人工智能在法律工作的几乎所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人工智能不但改变了民事纠纷中发现、识别、审查和交换证据的过程，而且还能够起草法律文件、开展尽职调查工作、预测交易和纠纷的结果、提供法律指导等，而且通常“比初级律师的水平更高。例如，摩根大通开发了审查商业贷款协议的软件，人类律师和贷款人员花了36万个小时才完成的工作，现在只需要几秒钟。尽管在起草合同方面，完全自动化面临着一些障碍，但机器的进步正在打破这些障碍。

其次，Cynthia Estlund教授介绍了不同学者关于“机器是否会替代人类劳动”的不同观点与一些研究成果以及两个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

一方面，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最新一波自动化引发的焦虑，是现代卢德派(Luddites)误导人们制造恐慌的行为。他们指出在整个工业化历史中，关于机器将取代人类劳动的预言以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的形式反复出现。过去的未来学家曾预言，大规模自动化将开创一个人类从劳作中解放的时代或是除了拥有或创造机器的少数幸运者外所有人都将遭受苦难的时代。然而现实一次又一次地违背了这些预测。几个世纪以来，自动化在创造其他工作机会的同时也在破坏一些工作机会并推动经济增长和繁荣。简而言之，自动化对劳动力市场影响的历史一直是“创造性破坏”的历史。

另一方面，许多学者认为这一次与以往不同。一些人士预测，随着机器在更广泛的任务领域与人类竞争或超越人类，随之将会出现失业问题。暂且不提人工智能主宰甚至吞噬其人类创造者的不切实际的预言，就业岗位被破坏的前景已经令人大开眼界。无论是硬件技术还是软件技术的进步，例如机器人和算法，都在复制更广泛的人类能力，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无缝地将这些独特的能力编织在一起。“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和“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这两个词本身就暗示了新事物:技术正在获取和改进认知和感觉能力，这些能力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人类独有的，而且在日益复杂的任务上正在超越人类。因此，当机器的能力在飞跃而成本在下降时，人类却没有它们的能力，机器正在接管越来越多的人类所能做的事情。

麻省理工学院未来工作特别小组(MIT Task Force on Work of the Future)得出结论：这一次与以往不同。他们的研究表明自动化摧毁的中等技能岗位已经比创造的更多。因此自动化已经取代了过去惠及所有人的增长和繁荣。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自动化掏空了劳动力市场的中间部分并为富人和那些因自动化而技能提高的人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与巨大的剩余利润，但它摧毁了那些中间的工作，把工人推向了就业市场的更底端,使得经济两极分化。

一些研究人员试图量化可能造成的工作损失。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de,MGI）所做的研究致力于将分解出机器能从事多少工作，得出了下图中的数据：

此外，Cynthia Estlund教授提到了两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第一，自动化的可能性不意味着自动化的现实性。自动化需要很长时间与很多技术。有时候需要一些不容易得到的工人来实际实施这项技术。因此，根据经济创新的过去模式，kenzie的人估计，要实现所有目前已经实现自动化且有能力实现自动化的工作，可能需要20年的时间。

第二，自动化不意味着净失业。自动化确实有助于创造工作，但同时也可能摧毁工作，而且还将可能会出现新的需求，产生新的工作。这些工作只有人可以做，或者人可以做得比机器更好。问题是有多少种或哪些种工作以及是否有足够多的工作或正确的工作类型来吸收取代的工人。

然后，Cynthia Estlund教授提及了自动化浪潮下美国新创造的工作赶上工作消失速度的条件与中国等发展中经济体过早“去工业化”可能引发的问题：

MGI的第二份报告展现了美国新创造工作赶上职业消失速度的三个条件：

工作消失的速度慢于预测速度，即慢于预测速度的平均值。

公共和私营部门积极行动并在培训、教育、社会服务、基础设施等方面加强投资以创造新的工作。

消费者像以往一样从更高的生产力中赚取和消费其收益，即消费者通过这些工作赚取工资并通过花掉工资来创造新工作。

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ackenzie global institute)的数据，美国实际上很有可能发生就业岗位的净流失。必须进行所有这些大的社会投资防止这个问题发生，而美国政府问题重重，政治两极分化，缺乏团结起来迎接挑战的能力。美国需要采取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的新政，但目前尚不具备实施新政的政治能力。

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有很多相对更乐观的预测。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存在劳动力短缺问题，而机器有助于弥补这种劳动力短缺。此外，相较美国，中国的工资水平相对不高，自动化的动力也相对不强。因此，与美国相比，中国出现就业岗位净流失的可能性要小一些，但同时有一个问题是新工作是否能被创造出来，以及这些工作是否能像制造业一样以与以往相同的方式推动经济向前发展。

此外，自动化可能会导致中国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过早“去工业化”。传统经济的增长和发展首先通过工业化，然后转向服务业，这是经济和政治现代化的经典途径。然而，对其大多数后发国家来说，这条路更为艰难，因为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达到早期工业化国家所达到的工业化水平。更令人震惊的是，低工业化水平（制造业水平较低）与低收入国家，“去工业化”开始的时间更早。

我们都熟悉工业化的概念，目前的问题是自动化很有可能推动过早地“去工业化”，这里的工业化是通过从事工业生产劳动的百分比来衡量的，因为这一指标也是发达经济体实现工业化的传统路径。而目前制造业劳动力的高峰已经过去。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是如此。包括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内，与早期工业化相比，其高峰时期的劳动力比例和波动率都较低。这在中国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即使能创造出足够多的服务业就业机会来取代制造业就业机会，这些就业机会是否会像制造业历史上所能做的那样，为经济发挥同样的作用。下图显示了各个国家制造业就业的高峰水平，其中德国最高。在早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中韩国仅仅跟上发展的步伐。但是后期一些工业化国家在制造业的就业率和低工资水平上达到了峰值。

最后，Cynthia Estlund教授谈及自动化导致的工作减少的未来中的目标（Work/Income/Leisure）以及处理自动化引发的就业问题的三维战略：

我们应该思考，当我们有能力用更少的人力完成更多需要完成的工作时，我们想要实现什么目标？

首先，我们需要有体面报酬的工作的广泛分布，即便工作本身逐渐减少。

其次，我们需要确保人们有体面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方法。在世界历史上，这是通过工作尤其是有偿工作来实现的，我们需要确保仍然有途径让人们获得其所需的金钱、物质、商品和服务以确保其生活水准。

最后，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度过余生，我称其为休闲。这意味着更多的休息时间、睡眠时间与生活中除了工作之外想做其他事情的时间。这是一种红利，一种我们可以在一个自动化经济中得到的红利。

针对第一个目标，可以进一步解释：

为何我们需要重视工作？首先，工作具有获取“身份感”与“自尊感”的功能。其次，正如美国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所提出的“贡献正义（Contributive Justice）”的概念，即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为更大的利益做出贡献，并因贡献而被认可。最后，工作具有社会价值——工作不但是合作、社会性与连带的关键所在(特别是在社会分工中)，而且经济和管理上扮演着复杂的角色。虽然如上所述，工作除了带来收入之外还有很多好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每周工作40个小时或更长时间。而到底需要做多少工作才能实现所有这些对个人精神和社会的益处则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我曾经提出了三大理念，即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 ，UBI)、联邦工作保障(federal job guarantee ，JG)和更短的周工作时间，这些理念被一些人作为未来更少工作的解决方案。然而即便我们把这三大理念所面临的令人生畏的现实和政治障碍放在一边，其各自也都具有盲点，因为在良好的生活和良好的经济方面，无论是工作、休闲或收入上每一个理念都没有直击问题关键。三大理念无法创设一个令人满意的工作减少的未来。因此，我提出了一个减少工作的未来的三维战略——目标是在全社会更加平衡地分配工作和休闲与适当的收入。三维战略不同于三大理念，它们彼此兼容，可以以多种方式结合。暂且不谈政治上是否存在可能性这一关键问题，三维战略的目的是让人们广泛享有基本经济保障，有更多时间享受工作之外的生活，并为有能力的人提供有偿工作。三维战略包括以下内容：

通过投资公共产品创造工作，同时通过减轻就业负担以保护工作；

通过缩短工作时间、延长休假等渠道拓展工作；

通过提供公共产品与增进全民福利缩小收入差距。

嘉宾发言环节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张吉豫首先以“虚拟模特”的例子来引出话题。她提到，当前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平台阿里巴巴开发了一项新技术，即通过人工智能生成虚拟模特来展示商品。平台店家可以从多样化的虚拟模特类型中进行选择，以此减少其雇请模特拍摄照片的成本支出。基于此，张吉豫老师指出：首先，在平台经济带来许多就业机会的同时，人们在线经营业务也可能面临难题，比如高昂的拍摄宣传成本，而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其次，还有许多人表达了对这项技术的担忧，即它可能使大量模特和摄影师的工作受到影响，对此平台是否能够提供解决方案。

此外，她还谈到失业问题是人工智能所引发的非常重要的社会问题。当讨论失业问题时，人们普遍认可教育因素的重要性：一方面，当下我们对于孩子的教育方式和内容或许应作出部分调整，例如更关注创造性的增强、学习能力的培养、与人交流的能力等，这些对其将来的就业可能大有裨益；另一方面，我们的社会应该为成年人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倡导终身学习，改善终身教育。这样一来，当人工智能在某些领域取代人类时，人们才能够更自如地在其他领域实现就业。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沈建峰谈及在自动化背景下，未来劳动和劳动法似乎都陷入了危机——当人类劳动逐渐被替代时，劳动法也将走向消亡；但通过消除劳动以解决劳动本身造成的社会问题未尝不值得期待。毫无疑问，在信息化和自动化时代，人类生产物质和服务的能力将大大增加，我们应努力推动这一点的实现。未来我们所面临的不是物质匮乏引发的问题——物质匮乏引发的过度劳动这是当下劳动法的重要背景；我们面临的未来问题是如何通过合理的制度保障这种生产能力的继续提升，并保障生产结果在人类群体之间合理分配。也许是税收机制？

如果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能被接受，解决这些问题就并不难。但不同时空和地域的人能接受命运共同体的观念吗？共同体观念缺失将引发如下问题，其一，通过自动化提高生产能力的过程是个渐次的过程，生产结果分配的新制度需要渐次性革新，以实现从劳动法的制度到其他未来制度的逐渐过度。现有制度和未来制度此消彼长的过程如何与生产方式的革新相同步是个难题。其二，各国自动化程度的差异性，也会带来国家之间分配的不平衡。在这种竞争过程中的互相打压和侵夺是更值得思考的问题。

也许劳动与劳动法正面临危机，但从问题导向来看，这个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通过怎样的路径解决自动化带来的新社会问题。

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副教授李凌云谈到，发展人工智能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近年来很多制造商用人工智能替代工人，“机器换人”成为解决劳动力成本上升和劳动力短缺问题的理想途径。自动化是我国产业升级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产业水平和区域经济水存在明显的梯度差异，这种使得结构性就业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因此，转型升级带来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在短期内不会对就业市场构成巨大威胁。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和工会对企业实行了一系列扶持政策，为失去工作的工人提供培训和再就业机会。到目前为止，“机器换人”尚未对就业市场产生破坏性的影响。

随着就业观念的转变和零工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年轻人不太有兴趣进入制造业成为一名工人，他们更倾向于在网络平台上工作，因为这样的工作更灵活并且报酬更丰厚。甚至一些大学生和研究生也愿意加入快递员的行列。跟美国发生的情况一样，中国的学者之间也存在争论：一个基于平台的司机或者快递员应被认定为雇员还是独立承包者？在这个问题上，大多数案件没有认定他们是雇员，因为缺乏与平台之间的从属关系。一些学者认为，应当在法律制度上创设“第三条道路”，将这些从业人员作为“准雇员”给予一定程度的保护。一些学者提出了技术从属性的概念，认为尽管基于平台的工作具有某种程度的灵活性，但这并没有改变工人的雇员身份。李凌云副教授认为，这些平台从业者的身份应该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来确定。如果平台从业者能够决定自己的工作时间和工作量，并且在工作过程中具有裁量权，则不应该认定其雇员身份。她还提出了两个步骤来保护这些从业者的基本利益：一是完善现行的工伤保险制度，使所有职工都能参加工伤保险，无论他们是否为雇员。但是，为这些工人提供全套的社会保险还为时过早，因为社会保险的成本对平台和工人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负担。二是鼓励平台和工会之间的集体协商，由社会自治而不是立法强制来确定合理的工作条件和工作时间。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天玉谈到，自动化会带来工作领域的一些变化，比如工作岗位结构的重构、福利制度的重构等。他认为我们正处于一个新时代，一切都在变化与重构之中，作为劳动法领域的学者也需要重建思想。

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班小辉首先谈及创造性破坏的问题，他讲到回顾自18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的每一次技术进步对工作岗位的都产生了创造性破坏的影响。在自动化的浪潮席卷下，全球都在讨论何种职业将会被取代。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从美国麦肯锡研究院或牛津大学马丁学院、世界银行发布过报告数据中寻找预测答案。同时，也应该关注不同国家面临的不同情形。据国际机器人协会的研究报告显示，2016年以来，中国持续保持最大的机器人市场安装量。根据《2016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的预测，受自动化的影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替代率将达到77%，面临较高的就业替代风险。

同时，班小辉老师还谈到了技术进步中的不平等问题。技术进步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模式，促进劳动力市场朝着更加灵活方式发展，企业利用新技术替代传统的劳动者或推动工作场所的“断裂”现象，平台用工、外包工人、自雇工人等问题很难获得传统劳动法的保障。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发展也进一步推动了劳动力市场的“极化”现象，相关文献表明我国劳动力市场也出现了这一趋势。

此外，班小辉老师还讲到目前中国应对新技术挑战而做出的努力。针对新技术，应重新思考劳动法的规范边界、推进社会保险权利与劳动关系的脱钩、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职业培训改革、完善终身教育体系等。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讲师丁雯雯认为至少在目前或不久的将来不需要担心自动化带来的工作损失的问题。首先，在中国，零工经济已经创造了大量的工作岗位，很多劳动者，包括农民工都现在可以从各种平台上找到工作。其次，很多工作是无法实现自动化的或者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实现自动化。例如，虽然富士康计划用机器人来取代全部的工人，但苹果公司与富士康通过多年对机器自动化的测试显示，人类在组装产品方面远比机器人好。

丁雯雯老师还谈到虽然自动化最终取代大部分工作可能需要很多年才能实现，但目前仍存在很多值得担心的现实问题。Cynthia Estlund教授设计的三维策略理论很有启发性，但存在两个待解答的问题：第一，正如张吉豫教授之前提及的，提出工作、收入和休闲这三种经济物品(economic goods)的依据是什么？为什么不是教育、平等、自由或者其他经济物品？第二，三维战略理论的目标之一是减缓自动化的速度，以便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去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个理论体系是如何激励雇主放慢自动化进程的？

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后陈靖远谈到，今天讨论的主题不再是一个未来的假设，而是一个步步逼近的实际危险。以中国为例，根据相关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有7800万劳动者依靠平台提供服务。他们大多从事运输和物流业。从某种程度上说，零工经济的蓬勃发展是中国去工业化的结果。与此同时，随着自动驾驶汽车和AI货物分拣机的发展，一些工人在某些地区或公司逐渐被取代。如果有一天，平台公司突然决定完全或大规模地用人工智能机器取代人工劳动力，那会怎么样呢?对于这些低技能的中年司机或外卖员，有没有什么新的工作适合他们呢?我认为我们对这些问题准备得还不够充分。然而，技术性失业的风险，如消费能力不足、社会不稳定等，将由整个社会来承担。因此，正如Estlund教授所说，是时候创新一项长期政策来应对一个自动化程度更高的世界所带来的挑战。Estlund教授已经为未来的政策制定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框架。

此外，陈靖远博士后还提出了关于三维战略实施的一些问题：这三个维度的战略是否必须同时实施，还是应该优先考虑哪一维度的战略呢?众所周知，由市场经济驱动的技术发展也自然具有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如盲目追求短期的个人利益。我们越是保护劳动者，企业可能就越有动力使用人工智能替代劳动者。那么，我们将来应该如何平衡这些不同的目标呢?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讲师于汇认为随着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自动化可能是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的方法之一。虽然生产线是在工厂中使用的，但许多制造工人失去了工作。我们面临的问题不在于自动化本身，而在于我们如何应对并规制自动化。

于汇老师认为在这之中最重要的是雇主的义务。即雇主是否有义务保护其员工的工作机会，尤其是当自动化有机会取代工人时。在中国劳动合同法中，雇主解雇雇员必须依据法律明确规定，同时要求雇员具有严重过错。但自动化可能为解雇员工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借口。雇主可以利用技术手段消除一些工作，或者利用技术手段代替雇员工作。这可能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这些使用自动化的手段表面上看起来非常中立，我们也无法认定其非法，但这确实造成了严重的问题。雇主可以合法利用这些手段，我们也无法因为雇主使用自动化技术来取代工人而苛责雇主的解雇行为。从雇员角度考察，雇员没有做任何错事，他们被解雇的原因不是犯错误、工作不够努力或者工作技能落后，而仅仅可能是由于一台机器或新技术的发展。

因此，于汇老师认为自动化不应当然地窃取工人的职业，而应该对其施加一定的限制。法官必须找出员工被解雇的真实原因。因自动化引发的解雇人数应该受到限制。同时，雇主必须支付被解雇雇员一定的经济补偿。此外，雇主应该有义务创造条件让工人与机器一起工作。这并不意味着在劳动关系中对新技术的禁止。但自动化不能理所当然地将人从工作场所驱逐出去。雇主有使用自动化的权利，但应该有义务保护因技术进步而失去工作的工人。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后潘羿嘉赞同Cynthia教授的观点，他同样认为工作非常重要。工作不仅可以提供收入，还可以提供一些社会价值。同时，他认为可能还有其他替代方法可以提供社会价值。例如，教育和研究是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他提到与谈的大多数人都受到了大量的学术训练。未来，可以有更多的人加入到教育、研究的领域中，这样就既可以解决就业问题，也可以获得社会价值。因此，他认为，如果可能的话，日后人们不必再担心人工智能挤占就业的问题。

辽宁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汤闳淼谈到，一方面，随着自动化的到来，失业是不可避免的，但更多创新性工作同样值得期待。机器人不可能完全取代人类! 在劳动领域，人与人所形成的法律关系对伦理和情感的特殊需求必然使人类具有其不可替代性。而往往具有这方面特质的岗位被我们忽略了。正如Estlund教授在讲演中提到的，机器人可以提供周到的护理服务，但在情感支持方面，机器人还不足以满足需求。那么自动化的到来到底改变了什么呢？她认为，机器作为劳动力的供给方，只是代表了数据时代生产工具的进化而已，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劳动关系的本质属性。劳动法需要关注的是，如何通过法治实现人对机器的有效控制，这里也涉及到人在制造机器过程中可能存在权利滥用和道德风险问题，另外，要为可能从事高质量、精细化工作的人们提供必要的职业培训。

另一方面，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如何保证那些因无法掌握新的工作技能而被淘汰的人以及退休的老年人。我们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对自动化造成的失业问题能做的还很少，使劳动法承受不可承受之重负。加之老龄化的到来，退休人员的再就业将会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这些问题是需要通过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的分工与合作来实现的。

综上所述，汤老师认为，自动化的到来，较之劳动法要面对的制度更迭问题，社会保障法所要面对的全新的制度创设问题显得更为迫切，尤其是如何使需要更多保护的人们先纳入到制度体系中。这些都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课题！